中国明确新减排时间表影响几何？“十四五”是关键期

中国在联合国提出将提高碳减排的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新的减排目标对有关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企业家和研究者展开了热议。

实际上中国的减排成绩一直是优等生。去年11月27日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初步核算，2018年全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保持了持续下降。“这个数字已经提前达到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国际承诺。”

虽然中国在减排领域一直做得很好，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能源行业和其他行业必然会带来深远影响和连锁反应，而如何用较小的成本实现目标，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电力需求或将倍增

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认为，目标的提出相当于为能源革命提出了总的时间表。“毕竟罗马也不是一日建成的，时间表有了，之后我们怎么来做计划，怎么来分解目标，这可能是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是从论述题走向了数学题，”他打了个比方，“基本上从过去辩论为什么要、是否要，到现在大家不用争论，因为已经给了目标。时间表已经有了，怎么来制定路线图，每十年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张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突破，“怎么样前进，肯定不是线性的，应该是加速的。有了目标之后很多事情就可以安排了，可以安排长远的退出渠道，包括电力投资、基地规划、电网规划等。”

“这个点其实非常重要，是能源革命最关键的。”他认为，明确了2060年碳中和目标，是给了能源革命一个锚点，“有了这个锚点，很多事情可以通过计算分析出来，可再生能源应该怎么发展，有多少空间，怎么来规划等。”

中国此次的承诺实际上包括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张雷认为，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2030年甚至更早要达峰，可能在2025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会更好一点。“可以做数学模拟，如果在2030年之前做不到峰值的话，那对后面的实现零碳压力就会非常大。”

“中国人最擅长解题”，他认为，“一旦提出目标，按照中国人的干劲，往往只会提前，以前最担心的是没有目标、没有时间表，现在有了时间表。”

这些新变化对可再生能源行业会带来什么？

张雷坚信，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进入了倍速阶段。“因为未来零碳基本上是通过电力来实现，而且电力基本上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我们算一下，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的话，预计2060年中国的电力需求会是目前的三倍以上，在交通领域、工业领域用煤、用石油，这些可能都会用电来实现。这样中国的电力年需求会超过20万亿度电，届时需要有100亿千瓦左右的可再生能源装机。这就意味着未来40年平均每年风电和光伏的新增装机要达到2亿千瓦以上，现在是1亿千瓦不到。”

“当然也是一个由慢到快的逐渐加速过程”，他认为，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目标对行业的影响非常深远，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必将进入倍增、倍速发展阶段。

落基山研究所首席执行官Jules Kortenhorst表示：“中国新的承诺是一个技术和经济性上都可行的目标。下一步应深入推进经济电气化发展，这需要电力部门清洁化转型，显著提升效率以及进一步推进难脱碳领域的碳减排，积极推动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和行动落实。”

寄望“十四五”

近年来，总的来说，全球层面关于碳减排方面还是在向积极的方面发展。欧盟委员会2019年12月11日在布鲁塞尔公布应对气候变化新政“欧洲绿色协议”，提出到2050年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即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9月17日提出一项新的减排方案：相较于1990年水平，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30年拟至少降低55%。此前，欧盟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新的减排目标是在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切合实际和可行的。新目标是为了让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同时以更加平衡的方式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既定减排目标。

事实上，关于中国的碳减排目标，之前曾有业界人士提出过更为激进的时间表。但作为国家层面的总体承诺，需要考虑的因素显然更多。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加快发展，还有化石能源如何实现转型和体面退出，以及和能源相关的各行各业的庞大产业链上的企业们，都需要直面这一挑战。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在此次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提出的碳减排愿景，深刻体现了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与自身现代化的目标高度融合。

他认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目标既定，更应脚踏实地。“为实现2030年前达峰、2060年碳中和，当下最紧迫的是要在‘十四五’规划中设立更有雄心的包含碳总量目标在内的气候目标，把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降至50%以下，加速能源结构转型；应尽快制定全国和地方的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及经济、技术可行的中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

张雷预计，中国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20%的比例应该可以提前完成。他谈到了远景提出的“新煤炭、新石油、新电网”战略。风电、光伏加上灵活性储能之后，成为“新煤炭”；电池和氢燃料可以成为“新石油”；储能可以让系统更加灵活，更加有裕度，能应对供给波动。同时柔性的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物联网技术，让电力供需更加有效匹配，成为“新电网”，能够有效应对波动性的能源。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可以为灵活性定价。他强调，“目前对灵活性缺乏有效定价，当对灵活性进行合理定价之后，就会拉动相关投资，不管是投资储能设施还是投资智能物联网的虚拟电厂，都会通过市场信号来布局，提供了柔性之后，柔性的价格也会更加平滑，不会出现太多尖峰，所以一定要为灵活性定价。”

怎么为灵活性定价呢？张雷认为，下一步很重要的就是进一步的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化交易。“未来的能源公司将成为能源系统的风险管理公司，通过智能化的手段预测与实现光伏、风电、储能、电动车等从生产侧到消费侧的供需平衡。通过构建一个能源的设备智能网络，减小由波动带来的能源风险。”

此外，张雷还认为，碳交易机制势在必行。“只有通过碳定价，让排放企业有痛点，才能促使他们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比如，让钢铁、水泥企业承担成本，才能促进他们尽可能用电。“现在很多煤炭或石油的使用，不是通过电，是通过燃烧，燃烧就产生二氧化碳，以后要尽可能使用电，电又是绿色能源的电。”

他表示，一定要在源头上为二氧化碳定价，“通过碳定价，迫使碳的生产商和污染商用更绿色的技术和装备完成生产，这样才能更大程度的拉动绿色技术发展。”

“为污染定价，谁污染谁就付钱。”张雷指出，现在大家不认为二氧化碳是种污染，这是关键问题。